马克思曾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利益当头，千禧年来中国互联网巨头们先后经历过四轮较大规模的裁员。可以预见的是，2021-2022年的裁员浪潮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而从末位淘汰、优化人员、向社会输送人才，甚至到近来的“恭喜毕业”。同样可以预见的是，有关于裁员新说法也将不断撩拨舆论的神经。
可对企业来说，追求利润天经地义。可为了达成利润而一味依托裁员降本的手段，正让中国互联网的巨头们走向岔路。
历史的惯性
历史的惯性，让中国互联网公司将“裁员”当成了降本最直接的方式。
2000年全球互联网泡沫破裂，纳斯达克上市公司超500家破产，大量互联网公司市值腰斩，以web1.0门户网站为首的中概股公司大量裁员。
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中国互联网企业的视频、博客、游戏、传媒等多业务线爆发裁员，以web2.0时代为首的巨头们延续风潮。
再到第三次互联网裁员潮——2018年全球科技企业裁员潮袭来，中国互联网大厂们“应声中招。”彼时媒体统计，2018年先后至少有17家公司被爆裁员、缩减招聘规模，其中至少有8家互联网公司。
回顾以往，三次裁员潮几乎都是受宏观经济周期影响，而中国互联网企业交出的答卷，都以裁员这一种最直接的降本方式度过危机。
然而，三次裁员潮却有一个“吊诡”的现象：中国互联网公司们在迅速裁员的同时，也在同步大量招人。几家头部企业如腾讯、阿里、京东，以及后来的字节快手等互联网新贵，人员规模则在迅速增加。
然而，随着2021年到2022年的最新一轮互联裁员潮来临，形势彻底逆转，核心问题终于暴露。
裁员为什么失灵？
新冠疫情、全球范围内科技监管趋严、大公司病等等因素，都是造成中国互联网第四次裁员浪潮的客观原因。
但根本问题在于，中国互联网巨头们已经难以处理好降本增效的问题。事实上，降本是一家企业增效的手段，但从不是目的。
2010年，IBM三年内裁掉了11万人同时招进9万人。激烈的业务转型下，这家企业被誉为大象起舞、挥刀向内的一个范例。美国制造企业贝瑞·威米勒2008年遭到金融危机冲击，订单损失严重，但老板则表示：我不相信人头能解决问题，我认为人心才有价值。随后公司开启了全员无薪休假计划，最终顺利渡过难关。
更早的2001年，亚马逊的贝索斯面主导裁员合计15%，而顺利度过这场裁员危机后，亏损多年的亚马逊则在近年实现盈利，市值早已突破万亿美元。
但中国互联网第四次裁员潮，则更趋近一种纯粹“降本”。而这样的“降本”方式虽然能在短期内缩减企业开支，实现利润提升。但如此裁员，已经无法解决人效问题。
事实上，千禧年后二十年内，中国互联网企业的人员规模在迅速提升。与美国互联网企业相比，微软、苹果用了将近40年人员规模从1万提升到10万，但中国企业速度则几乎提高了一倍：阿里用了19年，京东用了17年。而现阶段中国互联网企业市值最高的腾讯，在2021年三季人数突破10万。
然而，腾讯仅为2.8万亿苹果市值的五分之一。
人员规模的迅速扩大，人员效能的急转直下，正成为中国互联网企业无法靠“裁员”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数据显示，2018年阿里人效约为49万美金。在2018年同期，苹果的人均收入超过200万美金——同年，标普500的科技公司平均达到了70万美金。
可以说，曾经以“野蛮生长”、规模效应主导下大量招人的埋下伏笔，正变成一个个巨雷集中爆发在中国互联网第四次裁员浪潮中。而令人咂舌的是，这一次浪潮更加广泛和凶猛：据相关报道，去年以来，爱奇艺裁员比例高达12%，快手被曝裁员30%，B站电竞部门裁员比例高达90%，蘑菇街整体裁员30%，有赞两轮裁员近七成，更不要说k12的近乎集体团灭。
为吃尽一个阶段红利而以前所未见的规模去招人，在业务端受到冲击和禁锢时则开始前所未有的“裁员”。正所谓：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可以说，中国互联网招人和裁员的逻辑如一而终，是一种时代的局限性思维所致，但其逻辑的直接与粗暴也让危害直接存在。
一个国外直观的例子是：2008 年，如日中天的诺基亚净利润增长达到 67%。可随后几年，全球竞对者迅速崛起，诺基亚利润快速下滑。内忧外患的诺基亚关闭大量工厂并裁撤上千名员工。该举动则直接导致了上万人示威抗议，招致德国当地政府介入调查，以及工会、媒体乃至整个舆论的声讨。最终，诺基亚因此次裁员风波商誉大受损失，超7亿欧元营收与1亿欧元利润付之东流。
而对不断“毕业”的员工而言，对其人生的代价不是简单的“N+1”就可以等价补偿。先前，科罗拉多大学 Wayne Cascio 教授曾指出，企业裁员对被裁员工来说，意味的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份工作。在其持续跟踪调查中发现，样本中被裁员工仅有41% 能在一年后找到待遇相仿的工作， 26% 的人待遇低于原先，剩下的人则无法找到工作。
而一份来自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研究报告指出，1982 年被裁的员工，直到 20 年后其工资水平仍与其未被裁员的同事有 20% 的差距。甚至，纽约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指出被裁员工健康问题比其留下的同事高 83%，暴力倾向则高出6 倍。
回到消费的原点
事实已经无数次证明，裁员无法解决人效，也解决不了企业增效。
可增效是一个永恒的难题。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第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营业成本同比增长7%，增速较一季度提高2.6个百分点，实现利润总额321.4亿元，同比下降25.4%，降幅较一季度提高15.1%。其中，以提供生活服务为主的平台企业业务收入同比下降20.2%。
这也意味着，曾经领跑中国企业发展的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发展势头开始放缓，整个行业几乎都陷入到了一种漫长的“增长焦虑”中。于是，如何寻求一片广阔天地去接拓展业务版图，已经迫在眉睫。
于是，以2020年社区团购的火热到逐渐“覆灭”为标尺，舆论更是对大厂们“盯住老百姓一捆白菜”的俗不可耐的发展方式感到愤怒。
一种广泛的声音是：通过不断烧钱扩大业务规模，导致市场无序竞争——中国互联网巨头们正为先前盲目高速扩张的“因”，吞下了如今的恶评如潮的“果”。
另一个更为尖锐的批评声则指出：中国互联网公司做的不过是“流量生意”，毫无技术含量——正因如此，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公司”与“硬科技公司”已经水火不容——如果一家庞大的互联网平台服务千万级别以上的用户，就无法取得基础研发带来的“硬科技”成果。
正因如此，不少人开始唱空中国互联网未来，尤其是消费互联网为主的各大巨头。
然而，这场持续近两年的争论往往只有热点，但缺乏焦点。必须指出的是，摒弃“野蛮生长”无比正确，但绝不能因噎废食。正因如此，回顾这场矛盾的爆发点，或许也是真正的破局点。
事实上，与人们印象中大相径庭的是，美国最成功的科技公司大部分是依靠消费主导。2017年11月，彭博的一篇文章将苹果、谷歌、脸书、微软和亚马逊合称为“五巨头”并主宰美国经济。如今，除脸书外四家公司市值均破万亿美元大关——而他们总市值则占据了美国股市总市值的40%以上。
除了微软业务立足在B端外，其他四家巨头的业务均发家在消费端。并且，如今To C业务为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
例如，苹果业务主要由“消费电子产品”以及用户增值服务。而这些，广义而言它们都是消费业务。扎克伯格领军的脸书，其应用全家桶：Facebook、 Instagram,、WhatsApp等App也全是消费应用。谷歌公司主营业务分为Google服务、Google云和“其他尝试”，然而Google服务以广告为主的消费业务则贡献了95%的收入。此外，亚马逊的收入有87%来自电商平台等消费互联网业务，13%来自AWS云服务。
其中，而微软作为微软是五巨头当中唯一一家以企业客户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公司，但是微软的消费业务仍在2022年第一个季度贡献了34%的收入和29%的营业利润。更不要说，微软从开始对动视暴雪的收购，立志于大幅提升消费业务的占比：回顾历史，微软从来都是一家不放弃消费业务的企业。
而人们所诟病中国互联网企业的“硬科技”，放在美国此类科技巨头而言，他们往往都是以需求端入手，而非以试验导向——这与人们印象中的概念，又完全不同。
从这一点上说，中国互联网企业真正能够增效的重点领域，或许还是消费互联网。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提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便构成基础。
避开那些“合成谬误”
从web1.0到现在兴起的web3.0、从VR到如今的元宇宙：如何实现利益高速的最大化，如何找到一个新兴市场接过互联网盘子，成为了中国互联网巨头们是否能更进一步的关键。
而围绕中国互联网巨头们关于降本增效的争议，围绕巨头们“裁员”与人效低下的批评，以及新业务的探索是否合规等种种探讨，在某一段时间内，也形成了一种“合成谬误”：即，所有的批评与制衡往往都是正确的，但集中爆发在同一时间，结果或许就不尽人意。
而其中常常被忽视，却最为重要的主导因素，便是时间与耐心。
自2020年10月以来，互联网行业监管趋严。而到了今年的3月16日，国务院金融委召开专题会议，其中就定调平台经济的发展支持，加强规范监管，促进平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风向的转变，也是机会的来临——今年，中财办副主任韩文秀就曾在《瞭望》撰文，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慎重出台有收缩效应的政策。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复杂系统。要防止出现合成谬误，避免局部合理政策叠加起来造成负面效应。
或许，一切的一切，正如同互联网行业这一特殊且不可替代的地位一样。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早在2014年，中国互联网经济在GDP中占比就达到7%。
今年的海南博鳌会议，一位知名学者就曾坦言：自21世纪以来，中国互联网行业是为数不多与美同时领跑世界的产业，可2021年后，中国互联网行业独角兽数量跌出世界前二。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十几年曾做出一个生动的比喻：经济好比汽车，刹车的主动权在国家，启动的主动权在民间。中国经济是刹车容易启动难。
此时，重新审视互联网行业的重要性与价值，重新寻找这个行业的发展的方向，去重拾信心与心气：切忌自毁长城，已经成为当务之急。